运河：漂流的戏台
新闻分类:墨香酒韵 来源:文化中心顾问 李宽云 发布日期:2021-11-08
2001年4月26日晚，古贝春公司员工于长利、赵恩国在武城宾馆礼堂粉墨登场。
在传统的戏曲界，向来有“水路即戏路”的说法。尽管当今有些人们对这句话比较陌生，但意思很好理解。在交通落后的古代，水路既便捷成本又低，而且能促进沿岸的农业和商业的发展，用老百姓通俗的说法就是：“水路就是财路。”运河是专为运输而开挖的人工河，相比黄河等自然河道，经济效益更加显著。“隋朝开河，唐宋受益”，而元代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后，新河段主要在山东，于是，聊城、济宁、枣庄等地受益良多，尤其是位于隋朝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临清，明清时期名列中国三十个大城市，有“富庶甲齐郡，繁华压两京”的美誉。水路的经济发展了，文化自然就活跃了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戏曲。举个最常见的例子：卫运河两岸一直比较富裕，多年来，每逢节日庆典，经常鸣锣开戏；当地人遇到红白喜事，家庭条件好的就会请“戏班子”，有的还唱连台戏，也有请俩戏班子的，让他们较着劲地唱。过去娱乐活动少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徒步也会前来看热闹。红白喜事的戏班子，大多是演员和鼓乐手围着一张桌子清唱，桌上摆着烟茶酒肴。演唱进行到高潮时，主家往往会加盒烟、添个菜肴、赏瓶好酒，演员就会唱得更起劲儿，或者加个节目，观众也会鼓掌喝彩。此情此景，也就使得戏曲的传播更加广远。先人说“水路即戏路”，大概也是缘于这样的巧合：京杭大运河开通之际，正是中国的戏曲兴起之时。
昆曲，是元末明初流行于苏州的昆山一带的戏剧腔调，对后来的戏曲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，所以被称为“百戏之祖”。苏州原本就是隋朝大运河的沿河城市，京杭大运河开通后，苏州北上的水路缩短了九百多公里，货物可以直达京畿，尤其是作为全国重要的盐区，获利丰厚。富庶人口聚集的苏州，铺行林立，茶肆、酒楼生意兴隆，文人雅士也汇聚其间，人们普遍追求“俳优伎乐，恒歌酣舞”的生活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昆曲诞生了。起初它只是一种民间清曲小唱，唱词粗俗、腔调平直，后经过文人的精心加工，变成了唱词清雅、腔调柔婉的戏曲，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的喜爱。于是，昆曲由一门局限于吴中一隅的声腔，迅速扩展到大江南北，万历末年流入北京，最终成为居诸腔之冠的剧种。
自元朝定都北京后，城市所用物资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来，由此，德州成为了冀、鲁、豫、苏、皖、浙、湘、鄂、赣通往北京的漕运通道，获得了“九达天衢”的美誉；临清则成为了贡砖供应基地，国都的内宫、城墙、皇陵用砖，均由临清烧制，然后通过运河送往北京。因此之故，北京又被称为“漂来的城市”。当然，漂来的远不止这些。明清时期，南方戏曲沿运河向京都传播成为一种趋势。产生在运河附近的声腔或剧种，会顺势沿运河走向北京；非运河附近的声腔或剧种，也会先向运河附近靠拢，然后再进入北京。被称为“国剧”的京剧，就是这样诞生的。清代乾隆年间，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、四喜、春台、和春四大徽班进京后，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，以徽调的二黄和汉调的西皮为主要腔调，接受其它剧种和民间曲调，通过逐渐融合、演变、发展，最终形成京剧。
京剧作为“国剧”，著名演员很多，如：“京剧鼻祖”程长庚、“伶界大王”谭鑫培、“武生宗师”杨小楼、“通天教主”王瑶卿、“丑行宗师”萧长华，还有梅兰芳、程砚秋、荀慧生、尚小云等“四大名旦”和张君秋、毛世来、宋德珠、李世芳等“四小名旦”，以及以余叔岩、马连良为代表的“前四大须生”和“后四大须生”，等等。在这些灿若群星的京剧名家中，除了谭鑫培和李世芳两人之外，全部出生于运河沿岸省市，而且谭、李二人也都是十岁就跟随家人进京定居学艺。由此可以说，以上这些京剧历史上大师级的人物，无一例外都是在运河流域成长起来的。
另一个能说明运河哺育戏剧的例子是：目前，中国的戏剧有五大剧种，除了京剧之外，还有评剧、豫剧、黄梅戏和越剧。而这些剧种几乎全部诞生于沿运河省市。在这几个剧种中，评剧和越剧都属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才兴起的年青剧种，但却后来居上，很快超越了一些非沿运河省市的古老剧种，其中缘由不言自明。
大运河作为一条“戏路”环绕武城六十多公里，不可避免地要浸润其中。清朝，武城隶属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临清州。而那时的临清，不仅在财力和市容上享有“南有苏杭，北有临（清）张（秋）”的盛誉，还是戏曲交汇之地，懂戏的多，会唱的多，俗称“京剧窝子”，身手一般的，根本不敢在此抛头露面，而想要登陆京城的，则必须在临清、天津打出名声。受其影响，武城的戏曲也很活跃，其南部有个吕洼村，该村自清朝中期就传承一种“柳子戏”，有“九曲十八板七十二调”，生、旦、净、丑行当齐全，传统剧目有《佘唐关》《挂龙灯》《破洪州》《三宝殿》等，还有连台本戏。在武城的老县城的南屯村，有一个剧种叫“乱弹”。据传，该剧种诞生于晚清时期，能排演《调寇》《三上轿》《伍子胥过江》《盗绣绒甲》《赵匡胤借人头》等十几个剧目。京剧在形成之时，也有“乱弹”之称，但从剧目来看，此“乱弹”非彼“乱弹”，有着很强的独立性，值得研究。另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便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，武城的戏曲事业也未中断过。1942年，在日寇残酷的“四•二九大扫荡”中，武城的抗日武装受到很大损失。但英勇的抗日军民并没有被吓倒，反而在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》的指导下，认识到了革命文艺的力量。第二年，新诞生的“武城抗日第一完小”成立了“列马剧团”。由于经费十分困难，上级只给了这个剧团几丈土布做幕布，大家都很为难，这样的条件怎么排演节目？校长得意地说：“借呀！咱这个地方多少年就没断过唱戏的。借他们的道具宣传抗日，他们乐意！”于是，大家能借的就借，借不着的就自己动手做。剧团不分老师和学生，各取所长，能登台的就登台，能伴奏的就伴奏。就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，他们排演了《白毛女》《兄妹开荒》《流亡三部曲》等，自编了《参军光荣》《解放德州》等剧目。由于节目贴近生活，符合民意，每当开场锣鼓一响，百姓就会闻声而至。有一次演出《血泪仇》，突然下起雨来。校长怕观众们淋坏了，便对大家说：演出暂停，明晚再演。观众们却齐声高喊：“别停别停！下雨不怕。”一直等到演完才散。演员们很受感动，由此更加感悟到了戏剧的精神力量。
武城拥有的戏曲氛围，也引来一些京剧名家来此献艺。新中国成立前后，京剧名家谭富英、张君秋、叶盛兰、李少春、袁世海等人都曾在县城的河西礼堂登台演出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武城县就有传承下来的剧团存在，既唱京剧，也唱评剧等地方戏。后来，“武城县评剧团”成立，是山东省唯一的专业评剧团，后来又成为了全国范围内保留时间最长的县级评剧团之一。武城县评剧团还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改为“武城县京剧团”，虽然只存在了三年多的时间，但招生严格、建制健全、阵容强大、技艺精湛，能排演《沙家浜》、《杜鹃山》和《龙江颂》三部现代京剧全剧，为现代京剧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在武城提到运河和戏曲，就不能不提到古贝春。酒厂和戏曲没有必然的联系，但酒厂依托大运河而诞生。所以，当酒厂创立了古贝春的品牌之后，就走上了回报社会、弘扬运河文化之路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举办十九届运河古贝春酒文化节，先后邀请了京剧名家杨春霞、方荣翔、李维康、耿其昌、刘长瑜、冯志孝、邓沐玮、孟广禄、吕剧名家李岱江等登台献艺，还组织过多场戏曲票友演出。2005年7月1日，“古贝春京剧社”成立，将武城的京剧爱好者悉数招致旗下。“社员们”有了家和舞台，热情高涨，他们到工厂、到学校、到军营、到外省，多次进行义务演出，每年都要组织多场“消夏晚会”。“古贝春京剧社”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，也将弘扬运河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庄严使命接力传承下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