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武城县京剧团”与“古贝春京剧社”
新闻分类:墨香酒韵 来源:文化中心顾问 李宽云 发布日期:2021-01-08
上世纪七十年代,武城诞生过一个“武城县京剧团”。它从成立到解散只有三年左右的时间,似流星般转眼即逝,但也在武城的文化史上留下了绚丽的瞬间,并为若干年后成立“古贝春京剧社”奠定了基础。
“武城县京剧团”的诞生,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。新中国成立后,广大戏剧工作者积极响应领袖号召,以实际行动践行“为工农兵服务”、“为人民大众服务”的文艺方针,深入到工厂、农村、商店、学校、部队,认真体验生活,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,从六十年代起精心打造出了一批新剧目,其中的代表作品有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、《海港》、《龙江颂》和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白毛女》等,称之为“样板戏”。以现在的眼光评价这些剧目,显然会有“过于渲染阶级斗争”、“塑造人物强调高大全”等方面的议论,但样板戏的创作汇集了全国的各路文化精英,以“十年磨一戏”的态度精雕细刻,连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对其中的细节提出过修改意见,因此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取得的成绩还是非常突出的:一是一扫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长期占据舞台的旧俗,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工农兵形象;二是围绕表现现代人物,对传统戏剧的唱腔服饰、人物造型、音响舞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,甚至大胆融合了国外戏剧的表现手法。样板戏扎根现实生活,贴近普通民众,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、万众一心的集体主义精神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,其崭新的内容形式迅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,一时间,家喻户晓,老少皆唱。在这种形势下,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成立剧团、演唱样板戏的热潮。
“武城县京剧团”于1970年下半年在“武城县评剧团”的班底上筹建。说起“武城县评剧团”,那是值得在武城的文化史上大书特书的:它是山东省唯一的专业评剧团,同时也是全国范围内保留时间最长的县级评剧团之一;它阵容强大,涌现出了许多优秀演员,曾多次到邻近的省市演出,获得过很多荣誉。那么,“武城县评剧团”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?这又不能不提到大运河对武城的养育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许多年里,大运河从县城穿城而过,两岸商铺林立,人流如织。白天,河中船只穿梭,船工号子不绝于耳;入夜,堤河上下,灯火通明,乐曲悠扬,一派繁荣景象。大运河不仅给武城带来了富裕,还促进了文化的交融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,京剧名家谭富英、张君秋、叶盛兰、李少春、袁世海等人都曾在县城的河西礼堂登台演出。1953年,在天津一带小有名气的评剧艺人花宝霞带着戏班来武城演出,觉得此地适合戏剧发展,便留下来与当地的一家私人剧团合二为一,既演评剧也唱京剧,后来逐渐成为业余评剧团。1956年,按照文化部的文件要求,业余评剧团改建为“武城县实验评剧团”,1958年10月更名“武城县评剧团”。成为国营剧团之后,演职员的工资待遇有了保障,场地、道具、设施得到改善,队伍逐步壮大,演出水平不断提高,几乎所有评剧传统剧目都能排演,还改编和创作过很多现代戏,不仅在礼堂演出,还经常送戏下乡,也应邀到邻近省市演出,广受群众欢迎和好评,一时间远近闻名。
1971年春天,“武城县京剧团”正式成立,县委党校副校长张信远,妇联主任王秀芬,文化局局长付振东、原评剧团团长郭淳等担任京剧团的主要负责人。按照文化部“一县一剧团,一团一剧种”的要求,“武城县京剧团”的成立则意味着“武城县评剧团”的解散。评剧团里少数会京剧的演职员被留下来,其他人根据才能和平时表现被安排到工厂和农村。这一猝然变化,中止了许多演员的演艺生涯,尤其是一些优秀演员的前途受到很大影响。但这些文艺工作者受过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,他们懂得在国家的大变革时期总需要一些人的奉献和付出,于是都无条件地服从了分配和安排,表现出了令人尊敬的思想品格。
在这一边,刚诞生的“武城县京剧团”也是“万事开头难”,一方面是乐队和教师需要补充,演员更是需要重新招收,相当于白手起家;一方面是县委政府极其重视,要求尽快排出高质量的样板戏。时间紧任务重,剧团领导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工作,从乐陵、河北等地聘请来了教师;乐队从评剧团时期的八、九个人增加到二十多人;招收新演员都是从学校里挑选:喜欢唱戏,五官端正,身材匀称没有一处疤痕,比验兵都严格。然后经过半月左右的培训,根据表现确定录取。剧团成立当年共招了三批学员,留下了六十多人,其中第三批是武城县委下达文件,通知每所学校抽选两名文艺骨干报名,招收了五百多人,培训后只留下了十一人,真可谓精挑细选。
俗话说: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”接下来是更艰巨的基本功训练。京剧样板戏的“唱念做打”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,有些高难动作曾让外国同行惊得目瞪口呆,成为了不可逾越的精典。“武城县京剧团”从高标准起步,对学员实行了封闭式训练,由县武装部副政委孙广宝负责军事化管理。学员们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,直到晚上八点半,除了三顿饭当中的四小时,基本上都在练功。这样的紧张训练,每两个月才放假三天。同样辛苦的还有教师,新招的学员中,大的十几岁,小的才九岁左右,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。教师们不仅要教戏,还负责看护。县领导对这些艺术苗子给予了极大的关爱:为他们统一办理了“农转非”,发放工资和训练补贴,还为上小学的学员配备了文化教员。享受到这种待遇,让学员和他们的家长都感到很自豪。学员大多来自农村,比较能吃苦耐劳,训练时表现得很坚强:他们本是睡觉多的年龄,早晨被铃声叫起来,喊嗓时还没完全睡醒,嘴里“啊”着“啊”着就睡着了;还有的体质较弱,在做仰卧时疼昏过去也不叫一声;个别老教师在培训中还沿用体罚学徒的旧陋习,孩子们也能咬牙忍受。剧团在确定军训时设置了正副指导员的职位,负责掌握剧团各种动态,所以上述情况被指导员们及时发现了,马上对学员进行了安抚,对教师进行了严肃批评,责令他们写了检讨贴在门口。负责军管的孙副政委是个京剧迷,他和剧团领导一样,对小学员们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。通过这些事情,使学员们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,一个个带着感情唱、带着兴趣练,所以进步很快。
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“武城县京剧团”经过了严格的基本功训练,牛刀小试,先排演了《红灯记》选场。获得成功后,相继排演了《沙家浜》、《杜鹃山》和《龙江颂》三部现代京剧全剧,训练中崭露头角的小演员们纷纷挑起了大梁。在这三部现代戏中不仅有大段的唱腔,还有“翻跟头过墙头”、“飞越天堑”、“大坝跳水”等高难度的动作,小演员们都高质量地完成了,这对于县级京剧团来说堪称奇迹,因此,“武城县京剧团”连续三年参加德州地区文艺汇演都夺得了第一名,连德州地区京剧团的同行都不禁击掌赞叹。
到了1974年,现代京剧样板戏纷纷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,许多普通家庭也有了收音机,越来越普及的广播喇叭也经常播放样板戏唱段。在这种背景下,“武城县京剧团”宣传现代京剧样板戏的任务已告完成,再加上在工厂、农村的评剧团人员也需要重新安置,于是京剧团宣布解散,“武城县评剧团”重新恢复。
“武城县京剧团”的演职们又和几年前的评剧团前辈一样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,但他们同样经历了新时代精神的熏陶,无怨无悔地接受了组织安排,有的当了白衣天使,有的到文化馆工作,留在评剧团的齐由勇后来担任了团长。吴长锋、隋秀海等四人成为了古贝春集团公司的员工,他们工作勤恳,后来都担任了中层以上干部,有的还担任了公司下属单位的负责人和公司工会副主席;公司有文艺活动时,他们几乎全是骨干角色,进入新世纪以来,他们多次率领“古贝春宣传队”下乡演出,在挑选“舞狮队”队员时,眼光挑剔,标准严格,有些人纳闷说:“我看谁谁那跟头翻得挺好,怎么就是入不了他的法眼呢?”当得知领队曾经在《沙家浜》中担任过主演时这才恍然大悟。
多年来,在“武城县京剧团”这些“退休”演员的带动和影响下,武城县始终活跃着一支自发性的京剧爱好者队伍,他们不图名利,凭着爱好坚守着一方阵地,但也渴望社会的关注。2005年,在武城县纪检委徐光书记的穿针引线下,一贯热心公益事业的古贝春公司伸出了援手。7月1日,“古贝春京剧社”成立,将武城的京剧爱好者悉数招致旗下,古贝春公司的几名“老京剧团”成员,有的担任了副社长,有的担任了乐队指挥,还有的继续担任主角。古贝春公司出资为京剧社解决了演出场地,添置了乐器等设备。京剧社的成员们心气更足了,他们到工厂、到学校、到军营,多次进行义务演出,每年都要组织多场“消夏晚会”,还配合县纪检委,举办了“武城县廉政文化建设文艺晚会”。“古贝春京剧社”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,也将“武城县京剧团”弘扬民族文化精华的使命接力下来。
“武城县京剧团”已成为历史,但历史永远不能被漠视。一代文艺工作者对生活的激情似火、对事业的坚韧执著、对艺术的精益求精,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,依然值得珍重和吸取。
“武城县京剧团”的诞生,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。新中国成立后,广大戏剧工作者积极响应领袖号召,以实际行动践行“为工农兵服务”、“为人民大众服务”的文艺方针,深入到工厂、农村、商店、学校、部队,认真体验生活,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,从六十年代起精心打造出了一批新剧目,其中的代表作品有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、《海港》、《龙江颂》和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白毛女》等,称之为“样板戏”。以现在的眼光评价这些剧目,显然会有“过于渲染阶级斗争”、“塑造人物强调高大全”等方面的议论,但样板戏的创作汇集了全国的各路文化精英,以“十年磨一戏”的态度精雕细刻,连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对其中的细节提出过修改意见,因此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取得的成绩还是非常突出的:一是一扫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长期占据舞台的旧俗,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工农兵形象;二是围绕表现现代人物,对传统戏剧的唱腔服饰、人物造型、音响舞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,甚至大胆融合了国外戏剧的表现手法。样板戏扎根现实生活,贴近普通民众,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、万众一心的集体主义精神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,其崭新的内容形式迅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,一时间,家喻户晓,老少皆唱。在这种形势下,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成立剧团、演唱样板戏的热潮。
“武城县京剧团”于1970年下半年在“武城县评剧团”的班底上筹建。说起“武城县评剧团”,那是值得在武城的文化史上大书特书的:它是山东省唯一的专业评剧团,同时也是全国范围内保留时间最长的县级评剧团之一;它阵容强大,涌现出了许多优秀演员,曾多次到邻近的省市演出,获得过很多荣誉。那么,“武城县评剧团”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?这又不能不提到大运河对武城的养育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许多年里,大运河从县城穿城而过,两岸商铺林立,人流如织。白天,河中船只穿梭,船工号子不绝于耳;入夜,堤河上下,灯火通明,乐曲悠扬,一派繁荣景象。大运河不仅给武城带来了富裕,还促进了文化的交融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,京剧名家谭富英、张君秋、叶盛兰、李少春、袁世海等人都曾在县城的河西礼堂登台演出。1953年,在天津一带小有名气的评剧艺人花宝霞带着戏班来武城演出,觉得此地适合戏剧发展,便留下来与当地的一家私人剧团合二为一,既演评剧也唱京剧,后来逐渐成为业余评剧团。1956年,按照文化部的文件要求,业余评剧团改建为“武城县实验评剧团”,1958年10月更名“武城县评剧团”。成为国营剧团之后,演职员的工资待遇有了保障,场地、道具、设施得到改善,队伍逐步壮大,演出水平不断提高,几乎所有评剧传统剧目都能排演,还改编和创作过很多现代戏,不仅在礼堂演出,还经常送戏下乡,也应邀到邻近省市演出,广受群众欢迎和好评,一时间远近闻名。
1971年春天,“武城县京剧团”正式成立,县委党校副校长张信远,妇联主任王秀芬,文化局局长付振东、原评剧团团长郭淳等担任京剧团的主要负责人。按照文化部“一县一剧团,一团一剧种”的要求,“武城县京剧团”的成立则意味着“武城县评剧团”的解散。评剧团里少数会京剧的演职员被留下来,其他人根据才能和平时表现被安排到工厂和农村。这一猝然变化,中止了许多演员的演艺生涯,尤其是一些优秀演员的前途受到很大影响。但这些文艺工作者受过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,他们懂得在国家的大变革时期总需要一些人的奉献和付出,于是都无条件地服从了分配和安排,表现出了令人尊敬的思想品格。
在这一边,刚诞生的“武城县京剧团”也是“万事开头难”,一方面是乐队和教师需要补充,演员更是需要重新招收,相当于白手起家;一方面是县委政府极其重视,要求尽快排出高质量的样板戏。时间紧任务重,剧团领导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工作,从乐陵、河北等地聘请来了教师;乐队从评剧团时期的八、九个人增加到二十多人;招收新演员都是从学校里挑选:喜欢唱戏,五官端正,身材匀称没有一处疤痕,比验兵都严格。然后经过半月左右的培训,根据表现确定录取。剧团成立当年共招了三批学员,留下了六十多人,其中第三批是武城县委下达文件,通知每所学校抽选两名文艺骨干报名,招收了五百多人,培训后只留下了十一人,真可谓精挑细选。
俗话说: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”接下来是更艰巨的基本功训练。京剧样板戏的“唱念做打”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,有些高难动作曾让外国同行惊得目瞪口呆,成为了不可逾越的精典。“武城县京剧团”从高标准起步,对学员实行了封闭式训练,由县武装部副政委孙广宝负责军事化管理。学员们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,直到晚上八点半,除了三顿饭当中的四小时,基本上都在练功。这样的紧张训练,每两个月才放假三天。同样辛苦的还有教师,新招的学员中,大的十几岁,小的才九岁左右,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。教师们不仅要教戏,还负责看护。县领导对这些艺术苗子给予了极大的关爱:为他们统一办理了“农转非”,发放工资和训练补贴,还为上小学的学员配备了文化教员。享受到这种待遇,让学员和他们的家长都感到很自豪。学员大多来自农村,比较能吃苦耐劳,训练时表现得很坚强:他们本是睡觉多的年龄,早晨被铃声叫起来,喊嗓时还没完全睡醒,嘴里“啊”着“啊”着就睡着了;还有的体质较弱,在做仰卧时疼昏过去也不叫一声;个别老教师在培训中还沿用体罚学徒的旧陋习,孩子们也能咬牙忍受。剧团在确定军训时设置了正副指导员的职位,负责掌握剧团各种动态,所以上述情况被指导员们及时发现了,马上对学员进行了安抚,对教师进行了严肃批评,责令他们写了检讨贴在门口。负责军管的孙副政委是个京剧迷,他和剧团领导一样,对小学员们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。通过这些事情,使学员们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,一个个带着感情唱、带着兴趣练,所以进步很快。
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“武城县京剧团”经过了严格的基本功训练,牛刀小试,先排演了《红灯记》选场。获得成功后,相继排演了《沙家浜》、《杜鹃山》和《龙江颂》三部现代京剧全剧,训练中崭露头角的小演员们纷纷挑起了大梁。在这三部现代戏中不仅有大段的唱腔,还有“翻跟头过墙头”、“飞越天堑”、“大坝跳水”等高难度的动作,小演员们都高质量地完成了,这对于县级京剧团来说堪称奇迹,因此,“武城县京剧团”连续三年参加德州地区文艺汇演都夺得了第一名,连德州地区京剧团的同行都不禁击掌赞叹。
到了1974年,现代京剧样板戏纷纷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,许多普通家庭也有了收音机,越来越普及的广播喇叭也经常播放样板戏唱段。在这种背景下,“武城县京剧团”宣传现代京剧样板戏的任务已告完成,再加上在工厂、农村的评剧团人员也需要重新安置,于是京剧团宣布解散,“武城县评剧团”重新恢复。
“武城县京剧团”的演职们又和几年前的评剧团前辈一样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,但他们同样经历了新时代精神的熏陶,无怨无悔地接受了组织安排,有的当了白衣天使,有的到文化馆工作,留在评剧团的齐由勇后来担任了团长。吴长锋、隋秀海等四人成为了古贝春集团公司的员工,他们工作勤恳,后来都担任了中层以上干部,有的还担任了公司下属单位的负责人和公司工会副主席;公司有文艺活动时,他们几乎全是骨干角色,进入新世纪以来,他们多次率领“古贝春宣传队”下乡演出,在挑选“舞狮队”队员时,眼光挑剔,标准严格,有些人纳闷说:“我看谁谁那跟头翻得挺好,怎么就是入不了他的法眼呢?”当得知领队曾经在《沙家浜》中担任过主演时这才恍然大悟。
多年来,在“武城县京剧团”这些“退休”演员的带动和影响下,武城县始终活跃着一支自发性的京剧爱好者队伍,他们不图名利,凭着爱好坚守着一方阵地,但也渴望社会的关注。2005年,在武城县纪检委徐光书记的穿针引线下,一贯热心公益事业的古贝春公司伸出了援手。7月1日,“古贝春京剧社”成立,将武城的京剧爱好者悉数招致旗下,古贝春公司的几名“老京剧团”成员,有的担任了副社长,有的担任了乐队指挥,还有的继续担任主角。古贝春公司出资为京剧社解决了演出场地,添置了乐器等设备。京剧社的成员们心气更足了,他们到工厂、到学校、到军营,多次进行义务演出,每年都要组织多场“消夏晚会”,还配合县纪检委,举办了“武城县廉政文化建设文艺晚会”。“古贝春京剧社”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,也将“武城县京剧团”弘扬民族文化精华的使命接力下来。
“武城县京剧团”已成为历史,但历史永远不能被漠视。一代文艺工作者对生活的激情似火、对事业的坚韧执著、对艺术的精益求精,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,依然值得珍重和吸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