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河:漂流的戏台

新闻分类:墨香酒韵 来源:文化中心顾问 李宽云 发布日期:2021-11-08

2001年4月26日晚,古贝春公司员工于长利、赵恩国在武城宾馆礼堂粉墨登场。

      在传统的戏曲界,向来有“水路即戏路”的说法。尽管当今有些人们对这句话比较陌生,但意思很好理解。在交通落后的古代,水路既便捷成本又低,而且能促进沿岸的农业和商业的发展,用老百姓通俗的说法就是:“水路就是财路。”运河是专为运输而开挖的人工河,相比黄河等自然河道,经济效益更加显著。“隋朝开河,唐宋受益”,而元代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后,新河段主要在山东,于是,聊城、济宁、枣庄等地受益良多,尤其是位于隋朝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临清,明清时期名列中国三十个大城市,有“富庶甲齐郡,繁华压两京”的美誉。水路的经济发展了,文化自然就活跃了,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戏曲。举个最常见的例子:卫运河两岸一直比较富裕,多年来,每逢节日庆典,经常鸣锣开戏;当地人遇到红白喜事,家庭条件好的就会请“戏班子”,有的还唱连台戏,也有请俩戏班子的,让他们较着劲地唱。过去娱乐活动少,方圆几十里的人们徒步也会前来看热闹。红白喜事的戏班子,大多是演员和鼓乐手围着一张桌子清唱,桌上摆着烟茶酒肴。演唱进行到高潮时,主家往往会加盒烟、添个菜肴、赏瓶好酒,演员就会唱得更起劲儿,或者加个节目,观众也会鼓掌喝彩。此情此景,也就使得戏曲的传播更加广远。
      先人说“水路即戏路”,大概也是缘于这样的巧合:京杭大运河开通之际,正是中国的戏曲兴起之时。
      昆曲,是元末明初流行于苏州的昆山一带的戏剧腔调,对后来的戏曲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,所以被称为“百戏之祖”。苏州原本就是隋朝大运河的沿河城市,京杭大运河开通后,苏州北上的水路缩短了九百多公里,货物可以直达京畿,尤其是作为全国重要的盐区,获利丰厚。富庶人口聚集的苏州,铺行林立,茶肆、酒楼生意兴隆,文人雅士也汇聚其间,人们普遍追求“俳优伎乐,恒歌酣舞”的生活。在这种背景下,昆曲诞生了。起初它只是一种民间清曲小唱,唱词粗俗、腔调平直,后经过文人的精心加工,变成了唱词清雅、腔调柔婉的戏曲,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的喜爱。于是,昆曲由一门局限于吴中一隅的声腔,迅速扩展到大江南北,万历末年流入北京,最终成为居诸腔之冠的剧种。
      自元朝定都北京后,城市所用物资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来,由此,德州成为了冀、鲁、豫、苏、皖、浙、湘、鄂、赣通往北京的漕运通道,获得了“九达天衢”的美誉;临清则成为了贡砖供应基地,国都的内宫、城墙、皇陵用砖,均由临清烧制,然后通过运河送往北京。因此之故,北京又被称为“漂来的城市”。当然,漂来的远不止这些。明清时期,南方戏曲沿运河向京都传播成为一种趋势。产生在运河附近的声腔或剧种,会顺势沿运河走向北京;非运河附近的声腔或剧种,也会先向运河附近靠拢,然后再进入北京。被称为“国剧”的京剧,就是这样诞生的。清代乾隆年间,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、四喜、春台、和春四大徽班进京后,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,以徽调的二黄和汉调的西皮为主要腔调,接受其它剧种和民间曲调,通过逐渐融合、演变、发展,最终形成京剧。
      京剧作为“国剧”,著名演员很多,如:“京剧鼻祖”程长庚、“伶界大王”谭鑫培、“武生宗师”杨小楼、“通天教主”王瑶卿、“丑行宗师”萧长华,还有梅兰芳、程砚秋、荀慧生、尚小云等“四大名旦”和张君秋、毛世来、宋德珠、李世芳等“四小名旦”,以及以余叔岩、马连良为代表的“前四大须生”和“后四大须生”,等等。在这些灿若群星的京剧名家中,除了谭鑫培和李世芳两人之外,全部出生于运河沿岸省市,而且谭、李二人也都是十岁就跟随家人进京定居学艺。由此可以说,以上这些京剧历史上大师级的人物,无一例外都是在运河流域成长起来的。
      另一个能说明运河哺育戏剧的例子是:目前,中国的戏剧有五大剧种,除了京剧之外,还有评剧、豫剧、黄梅戏和越剧。而这些剧种几乎全部诞生于沿运河省市。在这几个剧种中,评剧和越剧都属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才兴起的年青剧种,但却后来居上,很快超越了一些非沿运河省市的古老剧种,其中缘由不言自明。
      大运河作为一条“戏路”环绕武城六十多公里,不可避免地要浸润其中。清朝,武城隶属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临清州。而那时的临清,不仅在财力和市容上享有“南有苏杭,北有临(清)张(秋)”的盛誉,还是戏曲交汇之地,懂戏的多,会唱的多,俗称“京剧窝子”,身手一般的,根本不敢在此抛头露面,而想要登陆京城的,则必须在临清、天津打出名声。受其影响,武城的戏曲也很活跃,其南部有个吕洼村,该村自清朝中期就传承一种“柳子戏”,有“九曲十八板七十二调”,生、旦、净、丑行当齐全,传统剧目有《佘唐关》《挂龙灯》《破洪州》《三宝殿》等,还有连台本戏。在武城的老县城的南屯村,有一个剧种叫“乱弹”。据传,该剧种诞生于晚清时期,能排演《调寇》《三上轿》《伍子胥过江》《盗绣绒甲》《赵匡胤借人头》等十几个剧目。京剧在形成之时,也有“乱弹”之称,但从剧目来看,此“乱弹”非彼“乱弹”,有着很强的独立性,值得研究。另值得一提的是,即便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,武城的戏曲事业也未中断过。1942年,在日寇残酷的“四•二九大扫荡”中,武城的抗日武装受到很大损失。但英勇的抗日军民并没有被吓倒,反而在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》的指导下,认识到了革命文艺的力量。第二年,新诞生的“武城抗日第一完小”成立了“列马剧团”。由于经费十分困难,上级只给了这个剧团几丈土布做幕布,大家都很为难,这样的条件怎么排演节目?校长得意地说:“借呀!咱这个地方多少年就没断过唱戏的。借他们的道具宣传抗日,他们乐意!”于是,大家能借的就借,借不着的就自己动手做。剧团不分老师和学生,各取所长,能登台的就登台,能伴奏的就伴奏。就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,他们排演了《白毛女》《兄妹开荒》《流亡三部曲》等,自编了《参军光荣》《解放德州》等剧目。由于节目贴近生活,符合民意,每当开场锣鼓一响,百姓就会闻声而至。有一次演出《血泪仇》,突然下起雨来。校长怕观众们淋坏了,便对大家说:演出暂停,明晚再演。观众们却齐声高喊:“别停别停!下雨不怕。”一直等到演完才散。演员们很受感动,由此更加感悟到了戏剧的精神力量。
      武城拥有的戏曲氛围,也引来一些京剧名家来此献艺。新中国成立前后,京剧名家谭富英、张君秋、叶盛兰、李少春、袁世海等人都曾在县城的河西礼堂登台演出。
      新中国成立初期,武城县就有传承下来的剧团存在,既唱京剧,也唱评剧等地方戏。后来,“武城县评剧团”成立,是山东省唯一的专业评剧团,后来又成为了全国范围内保留时间最长的县级评剧团之一。武城县评剧团还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改为“武城县京剧团”,虽然只存在了三年多的时间,但招生严格、建制健全、阵容强大、技艺精湛,能排演《沙家浜》、《杜鹃山》和《龙江颂》三部现代京剧全剧,为现代京剧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      在武城提到运河和戏曲,就不能不提到古贝春。酒厂和戏曲没有必然的联系,但酒厂依托大运河而诞生。所以,当酒厂创立了古贝春的品牌之后,就走上了回报社会、弘扬运河文化之路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举办十九届运河古贝春酒文化节,先后邀请了京剧名家杨春霞、方荣翔、李维康、耿其昌、刘长瑜、冯志孝、邓沐玮、孟广禄、吕剧名家李岱江等登台献艺,还组织过多场戏曲票友演出。2005年7月1日,“古贝春京剧社”成立,将武城的京剧爱好者悉数招致旗下。“社员们”有了家和舞台,热情高涨,他们到工厂、到学校、到军营、到外省,多次进行义务演出,每年都要组织多场“消夏晚会”。“古贝春京剧社”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,也将弘扬运河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庄严使命接力传承下来。